1997年春节，是酷绅公司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北京西服定制
经营了快一年的酷绅服装公司，在风雨飘摇中总算熬到了年底，但年关难过——无钱发工资。北京西装定做
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的二十几个职工，到春节放假时，已经有两个月没有领工资了。如果到春节放假时，还发不出工资来，那么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跟职工交代了。西服定做
杨总和我都是外地人，在北京基本上没有亲戚。即便有，也都不很富裕，而且，在那个年代，人们一般都不会有什么余钱。何况，我们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，但凡能去张嘴借钱的，都被我们张过嘴了。西裤
怎么办？
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只得去碰一下运气，找一下我的一个客户老贾，看他能否借给我们一点钱，先对付着把这个年过了。
我给这位老兄打电话，我说：“老兄，我实在是没辙了，发不出工资来了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。”
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语气。但至今我都能记得他跟我说的原话：“你别着急，缺多少呀？”好象他很有谱的样子，听起来就象一个大哥。以前，虽然我们关系很好，但没有觉得他是我大哥，我只觉得我们是商业关系，但今天这短短的八个字就让我知道他是我大哥。
“两万。”我说。“你等着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”过不了多久，他来了。他递给我一个白色的信封，里边装着两万块钱。
这两万块钱我还了他很多年，我每次还给他，他都让我先用着。直到6、7年以后，我们的生意好了，他才同意让我们还的，我坚持要按20%的年利付给他利息。到那时，这点钱对我们公司来说就已经不算什么事了，这是后话。
当拿到了他这两万块钱，我们就可以发工资了。我和杨总都领到了两个人的工资，每人2000元（每月1000元），真的很轻松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家过年了，没事了。
杨总开车把我送回我租住的小区，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进了楼道。
在楼道里，他从兜里掏出1000块钱，要给我，我不要。我说：“我们就两口子，去天津过年（我丈母娘家），给我丈母娘500，再给我爸寄500，我还剩1000块钱。你拖儿带女的，不能跟我一样，我不要。”
“这钱是我借给你的！”他说。
“借给我的我也不要。”我回答。
杨总是我的大学班主任老师，长我八岁，当时他当厂长，我是副厂长。他一直对外宣称我们两个是大学同事，不让我说是师生关系。我们两个十多年来没有红过脸，没有过私利，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没有多少动人的故事，都是很平等，很平静地相处。
那一次，是我一生中对他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感到了他的责任。
我心酸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