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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实在话，我已是很久未去看宋代那些文章及诗词大家的文字的了，某一天深夜在自家书房里看到一张书页上，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从刚会说话不久就开始背古诗，三岁到六岁对于外界的信息接收几乎都来自古诗，现在我二十岁了，我时常觉得我不是从幼年长大的，而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开始，走了很长很长时间。”突然间，我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记忆里某个柔软的点，心疼了一下子。
公元960年，宋代在赵氏陈桥黄袍加身后，国家在周柴的基础上倒是立起来，虽经了“烛光斧影”之类的奇葩事儿，赵家的后人们却是很尊了太祖爷在太庙“誓碑”中的指示--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，这条知识分子政策不能说不伟大，因为正是这样的一句话，让有宋一代的文人暂时能像一个人那样去思考去行走去吟诗为文了。这个说法，诸位可能觉得有些奇葩，文人当然是人了，然在古代，文人首先得去入仕的，也就是先得当上什么官，这就与政治挂了钩，这样，文人便会有意识的去扭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尤其是在政权当中，被扭曲了就回不来了，就似司马迁似的，他要表达某个不同于当时的观点时，是得用曲笔的，不然，他可受不起第二次宫刑的了。
因了太祖爷的这句话，好歹让宋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回来做自己，可以回来做自我，天真率直单纯，而这种自我的“天真率直单纯”的释放使得宋代在文化的创造力上，产生了一种不要做作，也不要刻意，率性为之的风情和性格。
这种“天真率直单纯”的东西，我想，大抵可以说是宋代文章里最基本的风格的了。
我经常会觉得在宋代的文章里，他们经常会在字里行间里呈现真实的自己，可以是政治家，也可以是文豪或者哲学大师，角色的转来转去有时挺让现在的我们有些头疼，但于他们自身来说却并不见冲突，好似所有的分裂人格都在那个时代被认可了。
当然在这里，也有一些是没做得那么好的。我们看到宋徽宗会觉得这人比较麻烦，他是做皇帝的，却把瘦金体写成一种风格，在他的《满庭芳》里有个句子“灵鳌，擎采岫，冰轮远驾，初上祥云。照万宇嘻游，一视同仁”。这“一视同仁”的典故大抵就是由此处来的罢。但他天天写词，还画鹰，这就忘掉了那个皇帝的角色，倒真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“天真率直单纯”的文人了，这个就很麻烦了，一个皇帝不去想办法弄好民生，倒是天天吟诗作画玩花石纲，不从皇帝这个最高危职业上掉下来，才真是奇怪了呢。当然，这在当时那个满朝皆是风花雪月的时代背景下，说不定是一种比较好的人格魅力呢，正如那个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李煜，也是忘了自己做皇帝的本职工作，天天写词，词倒是写得一流，粉丝也很多，可却把国家给亡掉了，我想，这是不可取的，最好的，还是兼具样样，都能做得好，那才是正道。
2.
这样的，我觉得王安石、欧阳修、苏东坡这些给赵家打工的人倒是反而做得挺好，后来的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岳武穆也是。
这里我们说一说王安石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，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。他反对西昆派杨亿、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，认为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。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县华，不必适用；诚使适用，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以适用为本，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。”（《上人书》）正因为安石以“务为有补于世”的“适用”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，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、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。今存《王临川集》 、《临川集拾遗》、《临川先生歌曲》等。
他的文章雄健宏肆，揭露时弊，简练有力。诗歌险峭奇拔、颇多佳作。词则风格高峻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著有《字说》《易言》等。今存《临川集》、《唐百家诗选》及《周官新义》残卷等。
同时，临川先生所提出的“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；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”，“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，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”等等这样率直的论述，足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已经具备了天下观，即视野是以民生的政治主张为前提的，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观念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所谓天下便是帝王家，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”。同时，他也从人性的角度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，如《伤仲永》里那样人文的关怀。即便如此，但他一样可以写出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这样小清新的文艺范儿，在改革家与文人之间自由的切换，表现在他的文字里，便是自由，率直，适用，不刻意。
又如苏东坡，东坡居士在眉山老家时是做得一手好的川菜样式的，那道东坡肘子流传至今，像我这样的吃货，现在忆起老家这道味极鲜的美食，也有想流口水的感觉。一千年前，东坡居士被下放到岭南荒僻之地，不因为说被下放了，远离了政治中心，就不做事了，反而去了那年头的岭南，有更多的机会去跟乡下的那些远极京师荒僻之南的人们接触，觉得有更多的事情得做，闲暇时，在榕树下坐坐，吃吃岭南的荔枝。一个被下放的京官，处江湖之远，却不以为意，觉得荔枝好吃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那地儿的荔枝好吃，对于一个正被下放的官很重要，当然，对一个心态正能量的文人更重要，它意味着人活着不全都是为政治或为文学或者其他的内容，有一天你不能够当官或者做其他事情了的时候，你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，比如说写一首闲适的小文章，告诉我们这些小伙伴，这栖居处的荔枝有多好吃，然后，他又在《定风波》写道“试问岭南应不好。却道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告诉我们荒远的岭南有多安逸。
3.
这就是那时的文人，态度是很鲜明积极的，性格也是率直可爱的。
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宋的理学，朱熹发展了这种哲学流派，虽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很教条的不太有好感的东西了，但其时，宋的理学，是在讲生命，是关于生命的学问，周敦颐、张载，他们在谈生命之学。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里，其实说得很清楚，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这是在谈生命活着的态度，谈生命中的宽容与理想，谈在拿掉所有外在的声望、权力、财富之后，人怎么样才能像一个人，做好一个人，这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，即生命的本源。
宋代的文人崇尚理学，其实这样的一个哲学体系，与后蜀跟南唐的覆灭有关，当然后来也跟金兵南下掳走徽钦二帝有直接关系，渗透了那个时代某种非常奇特而悲凉的幻灭感和流浪感。这里的“流浪感”与我们曾经听过的《橄榄树》里的感觉有些近似，但又有所不同。这种“流浪”，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不定形式，也可以说是身在旅途当中，不如归去的那种情绪。
